“男方80多歲的爺爺坐到了女孩子家門口，這才討回一部分彩禮錢。”5月27日，鷹潭市余江區平定鄉沙溪村村主任張志輝接受記者采訪時說，他剛剛參加了一起彩禮糾紛的調解工作，最后女方退還了23萬元。此前男方給了女方38萬元現金作為彩禮。

張志輝曾擔任沙溪村張家組村民事務理事長，主要任務是幫助政府和村民推進宅基地改革的相關工作。不過近兩年，他的時間和精力大部分花在了彩禮糾紛的調解中。

“有些女孩子奔著高彩禮來的，沒想著跟男孩子好好過日子。”去年，沙溪村有12對年輕人“過了彩禮”(當地風俗，“過彩禮”后雙方可同居生活)，其中7家出現了彩禮糾紛，今年到目前又有3家因為彩禮鬧起矛盾。

“菜燒咸了、飯不怎么熟、放辣了……雞毛蒜皮的事，吵架鬧翻后就回了娘家，不再回來了。”在張志輝看來，越來越高的彩禮，讓一些有適婚女兒的家庭甚至動起了靠彩禮發家致富的“歪心思”。

張志輝說，對于以打工經濟為主的當地村民，十幾二十萬元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。“彩禮錢常常只退一部分，即便全退了，那些‘打發錢’、見面禮的錢還有不少是不退的”。

4月3日，由鷹潭市余江區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、區鄉村振興辦、區教培中心、區司法局、區婦聯等5個單位聯合辦起首屆“媒婆”培訓班。來自該區政府網站上的公開信息提及，要遏制高價彩禮的發生，消除那些想通過嫁女“一夜暴富”的舊觀念。

媒婆也被認為是“天價彩禮”的推動者。在這個培訓班上，聚集了全區180多名媒婆。據當地媒體報道，為更好地對媒婆的行為進行規范和管理，余江區還準備對媒婆進行登記管理。同時，當地還將成立由鄉賢、黨員、理事長等人員為會長的媒婆協會，制定媒婆公約，計劃對彩禮、媒婆禮以及訂婚、結婚儀式人員規模等進行限定。

對于“天價彩禮”的危害，余江區委副書記吳發財在培訓班上表示，近年來該區部分鄉村婚嫁彩禮不斷攀升，不少家庭因此負債累累、不堪重負;一些家庭因婚致貧、因婚返貧。“高價彩禮不僅成為許多年輕人追求幸福婚姻的絆腳石，更成為農村家庭實現美好生活的攔路虎”。

江西省2018年城鄉居民收支調查顯示，扣除價格因素影響，江西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水平為11744元。按照包括彩禮在內的30萬元的婚嫁成本，就意味著一對普通農村夫妻至少不吃不喝不消費10多年才能為兒子討個老婆。

針對高價彩禮的“剎車”不僅在余江。去年8月，鷹潭市下轄的貴溪市(縣級市)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也曾印發了《關于提倡移風易俗、婚事新辦，樹立文明新風的村規民約》。

其中包括彩禮指導標準：最好限定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倍以內(按2017年標準計算約10萬元)。

在鷹潭市主城區月湖區，區紀委、區委組織部、區委宣傳部、區民政局4部門聯合下發通知，從各級黨員干部抓起，要求簽訂承諾書：定親彩禮不得超過6萬元。

對于鷹潭部分地區出現的“天價彩禮”的婚戀生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直指“‘天價彩禮’實質上等于‘買賣婚姻’”。

李銀河說，彩禮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，我國第一部婚姻法主要就是反對包辦婚姻和買賣婚姻。區分彩禮是否具有這個性質，主要看包括彩禮在內的結婚花費是用在兩個新人身上，還是全部給女方父母。

李銀河根據以往的調研舉例說，比如上海也有人提一些條件：男方要拿多少錢買大件、女方要拿多少錢買床上用品，與天價彩禮最大區別是，這些錢用于“小兩口”的生活。

她同時表示，“男女性別比例不平衡，加之‘傳宗接代’‘養兒防老’等社會習俗和市場規律的影響，短期內‘天價彩禮’問題很難從根本上解決。”

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數據顯示，從性別結構看，我國男性人口71351萬人，女性人口68187萬人，男比女多3164萬人。

而在1600余人口的沙溪村，張志輝介紹，20~30歲的適婚年輕人有近200人，其中女孩只有不到50人。“男女性別比例為3∶1”。

倫理學博士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慶杰也曾對媒體分析，出現“天價彩禮”不僅是個經濟問題，還涉及教育、社會保障、貧富分化等問題，僅憑一紙村規解決不了根本問題，需多管齊下：一方面需要宣傳教育，引導婚姻回歸愛情本質，不能把結婚等同為商品買賣，并消除攀比心理;另一方面，更需要發展農村經濟，提高農民收入，消除貧富分化以及城鄉、地區差別，并解決男女比例失衡問題。

“單靠一個法律或行政法規很難解決當前‘天價彩禮’的難題。”李銀河也認為，政府應多從社會保障特別是農村養老上傾斜資源、引導支持，解決后顧之憂才能打掉不良習俗的根基，長遠來看則要依靠經濟發展、農村城市化的進程。